采访对象：袁启彤，1932年5月生，江苏姜堰人。1949年参加工作，1953年入党。1985年7月至1993年9月，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1993年1月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6年10月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代理主任，1997年4月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采访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6月9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袁启彤家中

　　采访组：袁老，您好！您在福建省从政多年，亲历了习近平同志从厦门、宁德、福州又到省委省政府任职的整个过程，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袁启彤：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从这以后，福建的地位大不一样了，中央对福建的要求也大不一样了，福建省形成了从全国各地吸引人才开展工作的热潮，习近平同志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从正定到厦门来工作的，当时距离厦门经济特区成立不到5年时间。

　　1985年，我到厦门开会，习近平同志那个时候刚刚到厦门履新，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分管财政工作。我见到他的第一印象，是这个小伙子又年轻，又精明强干，但从言谈举止来看，又有着他这个年龄少见的老成持重。当时，厦门市政府有一个向科威特贷款的计划正在准备阶段。我在开会的时候就鼓励他们说，既然论证好了，就要大胆地做。

　　习近平同志后来又被省里派到宁德去工作。当时省委常委们商议和决定的过程我都了解。宁德大部分地区地势险要，经济相对比较闭塞，是严重贫困地区。当时宁德的书记年纪很大了，需要一个精明强干、能力突出的年轻人去宁德任职，解决各项难题，带领干部群众冲一下。省委一致看好习近平同志，就把他从厦门调到宁德担任地委书记，原宁德的老书记作了另外安排。后来的实践证明，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果然干得很好，他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使宁德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优异成绩。这个时候，省委更确认了习近平同志是一个栋梁之才，以后把他安排到更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习近平同志到福州任市委书记，也是省里综合考虑决定的。上世纪80年代末，我既是福建省委常委，又负责福州市的工作，省里、市里两摊工作，感到实在吃不消。我不怕担子重，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干不过来就会影响工作效率。我再三提出来，福州还是要设一个专职的书记。于是，省委领导同志们又把目光聚集在习近平同志身上。我们一致认为，习近平同志很优秀，曾经在多岗位、多地区锻炼过，很有干劲和闯劲，他在厦门和宁德也经过了充分历练，实践经验丰富，是合适人选。这样，省委最终决定习近平同志到福州任市委书记。

　　福州市委书记这个岗位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担子。福州是省会城市，正所谓“开封府的官难当”。况且，福州占了福建省大约一半的经济总量，块头很大，福州工作好坏直接关系到全省工作。习近平同志毕竟年轻，担起这么重的担子是不容易的。省市群众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习近平主政的福州市五区八县和马尾经济开发区，是福建的“长子长孙”。言下之意，就是担子很重，此外，还责任重大，要分担全省不少相对贫困的地市县的很多负担。我们省委几位同志对习近平同志很有信心，都全力支持他。就习近平同志任职的事情，我专门到北京去向中央汇报，中组部同意让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任职之初虽然不是省委常委，但是省委常委的会议、文件大部分都扩大到他。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州期间提出了统揽福州发展全局的“3820”工程，以及“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战略规划，请您谈谈他当初制定的战略规划与今天的发展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

　　袁启彤：习近平同志到福州任职后，舞台更大了，任务更艰巨了，事情也更多了。他在福州一干就是6年，兢兢业业推动了福州市各项事业的良好发展。这一时期的从政经历，对他十八大以后的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与他当年在福州构思谋划的许多事情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习近平同志到福州之初就定下一个大目标，要把福州早日建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在这个目标构想下，在广泛与精心调研基础上，习近平同志于1992年主持编制了《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科学谋划了福州3年、8年、20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这一战略设想被称为“3820”工程。

　　“3820”中的“3”正是关键的第一步。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把福州和海洋、和世界紧密连接起来，把福州建设成一个基于对台、面向全世界开放的“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

　　我离开福州市委书记岗位的时候，福州市生产总值166亿多元。习近平同志离开这个岗位的时候，福州市生产总值达到660亿元，是我主持工作时的近4倍。习近平同志抓经济发展非常实在，从结构上来讲也非常科学。原来福州市的经济结构比较单一，规模也不大，但在他手上，福州市的汽车工业、飞机零部件工业、金融、旅游等产业都蓬勃发展起来。他仅仅用了6年时间，就把福州越做越大、越做越强，整座城市发展迈上了一个大台阶。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州市委书记领导岗位以后，福州市继续按照他规划的“3820”工程稳步发展。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之时，整整20年过去了，“3820”工程设定的战略目标已经顺利实现，“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战略布局基本形成，福州经济发展、民生保障水平跃上新台阶。2012年，福州GDP突破4000亿元，达4211亿元，财政总收入近600亿元；2013年，GDP达4679亿元，财政总收入近700亿元。这些数据，与当初《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中的目标均相差无几，由此可见“3820”工程规划的科学性。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曾提出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牢牢记住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请您讲一讲，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句话的？之后又是如何在工作中付诸实践的。

　　袁启彤：1999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即将担任代省长职务。当时我是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在我主持的一次省人大会议上，习近平同志讲话时说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如果组织上让我到政府工作，我一定牢牢记住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不管你当什么官，我们的政府永远都是人民的政府。”大家都为这句话热烈鼓掌。从此以后，“牢牢记住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这个观点就刻在福建干部群众的脑海里了。

　　为了提高为人民群众办事的效率，习近平同志任代省长期间，兼任“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在抓政府全局工作的同时，大力在全省推动办事效率的提高。

　　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时，他把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抓的那些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工作范围扩大到全省。比如“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一栋楼办公”、“治理餐桌污染”等工作都在全省部署并持续深化。比如，地沟油的合理利用，最早就是从习近平同志任代省长时开始的。这项工作的意义，就是将地沟油回收加工成为燃料油，又节能又环保。严管地沟油重新流入食品加工环节，以行政手段促进化工原料和环保回收的科学化，这实际上就是治理餐桌污染的一项重要内容。再比如，习近平同志当省长期间，全省建立了很好的群防群治制度，很多街道上戴红箍的老太太都行动起来，明察暗访，协助相关部门取样化验，检验饭店等餐桌污染的治理情况。这些工作他都抓得很具体。

　　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在对经济社会发展真抓实干的同时，也很注重发挥和利用科技的力量，大力推动“数字福建”建设。他也注重对一些发展突出地区的经验进行推广和普及。比如他总结和提出“晋江经验”，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好样本。

　　晋江的民营经济发展得非常好，是福建省第一个生产总值上百亿元的县。晋江的发展经验，在习近平同志的大力推广下闻名全国，影响很大。在习近平同志支持下，晋江举办了“世界鞋帽交流大会”，晋江民营企业品牌建设也取得巨大成就，打造出很多现在人们仍然耳熟能详的服装鞋帽品牌。

　　习近平同志还大力推进晋江食品工业建立良好的创新机制，因而使晋江的食品工业得到大力发展。比如有一家食品加工企业将鱼骨头磨碎了再加上其他食品原料，制成一种品质很好的饼干，深受市场欢迎，以至远销北美和欧洲。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一起共事、相处多年，您认为他在工作、生活当中有哪些优良作风值得学习？

　　袁启彤：第一是勤奋。习近平同志不仅严谨、细致，而且抓紧一切时间处理工作上的事。他工作效率很高，但因为事情过于繁杂，他周末几乎从不休息，每天加班。就连每天吃早餐的时候，他也经常叫一些部门的领导来一起吃，边吃边交流，把很多工作上的问题就谈了。中午，他会请有些部门的领导一起吃工作餐，大家到食堂自己打饭打菜，然后坐在一起吃，边吃边谈工作。这种情况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第二是干净。习近平同志在廉政方面对大家要求很严格，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守规矩。他对自己要求更严，近乎于苛刻。在很多人看来，人与人之间有些人情来往很正常，但在习近平同志这里，他任何礼物都不收。他平时送给下属一些纪念品可以，但别人给他送东西，他一概不要。他到北京工作后，我去看他，他送给我一些纪念邮票，还有小砚台，但我带的一点茶叶送给他，他却坚决不要，让秘书赶快拿给我的驾驶员。

　　习近平同志常说，送礼这个口子绝不能开，如果这次收了这个东西，下次就不知道又会送来什么东西了。有时候，他下乡调研，乡亲们送给他一些农产品，即使是青菜、粗粮类的东西，他也坚决不要。为了不伤害乡亲们的感情，他会尽量解释，表示感谢，告诉大家这份情谊他心领了。

　　省里也有同志想通过习近平同志找他的父亲办事，他每次都说：“我肯定不同意，我父亲肯定也坚决不同意，再容易的事也不能办。”但他认为，走后门托关系办事和通过正常程序请求组织解决困难是两回事。只要是通过正常途径提上来的事情，他都会积极帮助办理。

　　第三是平易近人。我们一起外出调研的时候，我发现他对待身边工作人员和基层群众非常和蔼，平易近人。入住地方宾馆后，他深知司机等服务人员工作辛苦，经常把这些同志叫到楼上一起喝茶，聊聊家常。彭丽媛老师也从不摆架子。有一次，省委要开一个联欢会，筹备的时候，我试着问习近平同志，是不是可以把彭老师请来为大家唱几首歌？习近平同志说：“没问题，我跟她说。”我没想到他答应得这么痛快，也没想到彭老师真的来到我们的联欢会现场。那天，彭老师为大家唱了好几首歌，参加联欢会的人高兴得不得了，掌声一浪高过一浪。

　　采访组：请您再讲讲习近平同志支持侨务工作的故事。

　　袁启彤：习近平同志很重视侨务工作。有一位拥有跨国集团的华侨，祖籍是福州的，他的家族情况比较复杂，父亲是地主分子，土改的时候曾错误地遭到批斗，而他的哥哥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共产党游击队，是地下党员。他本人因为父亲被批斗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根本不回大陆，更没有回福州投资的打算。习近平同志亲自去他所在的国家做他的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他回到家乡走走看看。经过习近平同志深入有效的思想工作，这位华侨转变了对中国大陆、对共产党的看法，回到福州投资，为福州经济发展出了一份力，他自己的企业也受益很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主持工作期间，十分重视保护和修复名胜古迹。他在省里工作期间是否也有这方面的典型事例？

　　袁启彤：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主持工作期间，大力保护、维护、修复、重建古建筑，很好保存了福州的乡情和文脉。在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他也很重视全省的文物保护工作，为保护和利用好福建的历史文化遗产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福建最早发现的有人类活动的地点是三明市清流县的狐狸洞，距今8000至10000年。后来又发现了三明市万寿岩遗址，把福建古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到18.5万年前。被誉为“南方周口店”的万寿岩史前遗址，上世纪80年代也曾面临被摧毁的命运——这里被三明钢铁厂出资购得，作为采矿点，一度面临挖掘机和炸药包的威胁。

　　为解决这类问题，王月明等一些当地老人先后写了呼吁书，紧急向有关部门报告。1999年12月底，省文化厅向省政府提交了“关于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保护有关情况的紧急汇报”。2000年1月1日，时任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对万寿岩遗址保护作出重要批示：“三明市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是我省史前考古的首次重要发现，也是国内罕见的重要史前遗存，必须认真妥善地加以保护。”习近平同志强调：“保护历史文物是国家法律赋予每个人的责任，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作为不可再生的珍贵文物资源，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社会和后代的利益。”批示深刻具体，感情溢于言表。现在，万寿岩遗址已开发成为考古公园，很好地保存了这份珍贵的文物资源。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同志对老区、海岛等相对贫困地区建设工作的支持和帮助。

　　袁启彤：习近平同志对边远海岛和贫困地区始终非常关心。大约是1994年前后，我们一起陪同时任国防部长迟浩田同志到平潭去考察。平潭这个地方当时还很落后，一些海岛比较偏远，交通不便，发展滞后。我们乘一艘船在平潭的各个小岛周围转来转去。还到了一个驻守的连队去吃饭，我们那天和战士们一起吃了红烧肉，吃了青菜，习近平同志还问一位小战士，你们平时也能吃到新鲜的肉和菜吗？淡水够用吗？小战士说，能吃到，肉和菜都有！淡水也够用，但就是要节约用水。习近平同志说，这里虽然艰苦，但是战士们一定要把这里坚守好，建设好。

　　那天我们交流当中，习近平同志就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他说，平潭的很多岛礁，虽然交通不便，缺乏淡水，但如果我们能充分加以建设、利用，就像小航空母舰一样，能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些看上去没什么价值的岛礁，其实是我们的财富。我听到这个意见，感到很新颖，但当时还不是特别清楚这话里面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设立了海南省三沙市，南海一些岛屿的建设也开展起来，很好地维护了我国的领海及相关权益。此时，我就回忆起习近平同志当年在平潭讲过的那些话。确实，我们的每一寸国土、每一寸海域，都应当充分呵护、建设、运用，以维护国家的权益，守卫我们的人民。

　　平潭大桥是在习近平同志手上开始建设的，他离开福建以后建成了，现在汽车、火车都可以从福州直达平潭，非常便利，既方便人民群众出行，也促进了平潭经济发展。

　　在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他一直在谋划如何把闽江的水引到福清的一个缺水地区。这件事也是他在福建时果断启动并大力推进，在他离开福建以后完成的。由此，解决了福清一大片旱地的灌溉问题，那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了巨大改善。

　　习近平同志当省长以后，非常关心老区建设，他经常到龙岩去，为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除充分论证、落实各种保持水土的科学方法之外，他还带领省里的干部植树造林，他自己一个人就种了一大片树。现在这些树都生长得很好，根深叶茂，很好控制了水土流失。

　　无论是平潭大桥的建设，还是解决福清的灌溉问题，以及治理长汀水土流失，都是在习近平同志任上启动、推进的，但是全面收到效果则是在他离开福建以后，得到实惠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从这些事中得到很多启发。领导干部做工作，如果只考虑一时一事，只考虑自己的政绩，那是目光短浅的，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习近平同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充分考虑到未来，考虑到子孙后代的福祉，他这么做是对“功成不必在我”精神境界的最好诠释。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平易近人，关心同志，关心老干部，在干部群众当中有口皆碑。请您讲一讲这方面的事例。

　　袁启彤：习近平同志对我很尊重，对所有人，无论职务高低，他都非常尊重。所以省委省政府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品质、气质、素质都是交口称赞。

　　习近平同志任省长之后，有一年，省里几位领导和习近平同志一起到深圳去出差，顺道看望习老。在习老家，我们共进午餐，吃的是窝窝头和几个素菜。炒马铃薯，甜面酱，胡辣汤，都是陕西的饭菜。习近平同志的母亲齐心大姐问我们，这个饭菜你们吃得惯吗？我们说吃得惯。齐大姐说，近平就是吃这个窝窝头长大的。临别之前，我们提议说，一起合个影吧。于是就请习老和齐大姐坐在中间，习近平同志和几位上了年纪的同志坐在二老两边。习老就说：近平，你怎么坐在这个地方？你不能坐这里，你蹲在一边！习近平同志连忙答应说：哦哦哦，好的。我们劝习老说，近平同志怎么说也是我们的省长，就让他和年轻同志站在后面吧。

　　习近平同志是2002年10月离开福建去浙江的。那时我刚好住院动手术，手术完毕身体基本恢复我就出院了，谁也没告诉，不想惊动同志们来看我。但没想到的是，我出院的第一天，习近平同志就亲自到医院来看我了，结果扑了个空。医院院长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习省长，你都要离开福建了，还来看他？”习近平同志笑着对院长说：“他是我的老领导，我肯定要来看他。”医院院长听到这话非常感动。我是已经退居二线的人了，习近平同志又要调离福建省了，双方在工作上再没有什么交集了，但是“人走茶凉”这样的事在习近平同志那里是不存在的，他非常重感情。即使我们不在一起工作了，这份同志之谊、同事之情，在他心里还是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