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黄瑞霖，1944年6月生，福建闽侯人。1986年1月任福建省政府副秘书长，1988年任省政府办公厅党组副书记，1990年7月任省经贸委党组书记、副主任，1991年6月任省经贸委党组书记、主任，1995年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2000年起兼任省总工会主席，2001年任省委副书记，2005年任省政协副主席、省总工会主席，2010年退休。

　　采访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6月3日初访，2020年1月6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黄瑞霖家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黄瑞霖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的时候，您在省政府工作，请讲一讲你们交往认识的过程。

　　黄瑞霖：1986年1月，我任省政府副秘书长，那时习近平同志任厦门市副市长。那年8月，我和他陪同时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序同志到黑龙江参加全国横向联合大会，并考察调研。一同去的几位干部，大多是50多岁，我当时40岁出头，习近平同志30岁出头，我们两个算是比较年轻的，所以很谈得来。在哈尔滨的招待所，我俩住一个房间，彼此好像有谈不完的话题。

　　聊天中，我们谈起各自看过的书。习近平同志的读书生涯令人惊叹，他8岁就看完了《西游记》《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在农村插队和上大学期间包括工作以后，一直都没有间断过读书，读书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他读书不是泛泛地读，而是对书中内容有所吸纳和借鉴，并有自己的分析和观点。说起来，我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他是清华化工系毕业的，我学的是文科，他学的是理工科，但从阅读范围和理论修养上来讲，我确实比他差远了。我们一聊到比较深入的话题，我就明显感觉到他超越自己年龄的博学与智慧。

　　在黑龙江一起调研考察的这几天，我不仅和习近平同志认识了、熟悉了，还从与他的谈话中获取了不少知识。他对党的忠诚，要为人民干一番事业的理想抱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先后在厦门市、宁德地区和福州市任职，根据您的了解，他在福建各个时期的工作有什么特点？

　　黄瑞霖：习近平同志在地市工作的时候，我一直通过不同渠道关注他，对他的工作情况有一些了解。

　　他在厦门期间，工作很务实，成绩很突出，对厦门初期的建设有很独到的见解。那次在黑龙江一起调研时，他就对我讲：“厦门现在正处于打基础的阶段，一定不能搞什么修大楼之类的形象工程。当前关键是解放思想，统一认识，改善投资环境。我要抓好基础工作。”由于习近平同志表现好，威望高，在1987年市政府换届时，市人大代表联名推举他为市长候选人。但他很谦虚，而且顾全大局，主动诚恳地向组织、向代表表示自己退出市长选举，支持上级提名的市长候选人当选。

　　习近平同志到宁德工作以后，我也注意了解他的情况。宁德在当时是福建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省里面把他派到宁德去，也是希望他能带领宁德干部群众“闯一闯”、“冲一冲”。他在宁德的工作风格主要是稳健和务实，避免了“新官上任三把火”“大干快上”等冒进做法，也杜绝了“一夜暴富”的不切实际想法，而是踏踏实实地带领宁德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弱鸟先飞”，“滴水穿石”，在抓宁德当地优势产业的同时，坚持抓扶贫工作。

　　在宁德工作的两年时间里，习近平同志拄着登山杖，戴着草帽，翻山越岭，披荆斩棘，走遍了宁德的每一个县，走遍了贫困的山区、海岛。他踏足的一些非常偏远和闭塞的山村，甚至已经上百年没有县级官员进去过。对那些不通电、不通路的“被遗忘”地区，他通过调查研究，深切了解当地老百姓的需求和苦衷，不断加大支持力度，并且想方设法争取省里的力量来支持扶贫工作。

　　宁德在之后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延续着习近平同志当年的工作思路——抓优势产业和扶贫。现在，宁德发展得很好，已经从原来全省的“老九”，提升到第六、第七位。实践证明，习近平同志当时的思路是非常成功的，也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

　　1990年，习近平同志调到福州市工作。初到福州，他就发现一些机关干部办事效率不高，存在懒散、拖沓现象。他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理顺班子，抓干部队伍建设，狠抓落实，建立督查机构和督促机制。他所倡导的“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工作作风逐渐深入人心。每一项具体工作，他都做得非常扎实，非常有效率。比如，一个重要报告呈上来了，他会马上召集开会，充分探讨之后，该干的就拍板，成立领导小组，拨钱，从不搁置、拖沓。很多具体工作的领导小组都是他亲自挂帅，亲自抓，亲自督促，同时，他也负最大的责任。可以说，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那几年，是福州历史上发展最快、最辉煌的时期。

　　那时我是省经贸委主任，常到福州了解经济发展情况。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功成不必在我。”他深入调研，虚心听取大家意见，制定近期、中期、长远发展规划，按规划扎实推进。他不盲目上项目，绝不上有污染的项目。在发展上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精打细算，不搞“寅吃卯粮”。不少地市主官走时留下一屁股债，而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州时，市财政盈余十多亿元，为下一任领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实属难能可贵。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省里工作后，历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在这期间你们一起共事较多。请谈谈这一段的情况。

　　黄瑞霖：习近平同志到省委上任是在1996年4月21日，那时候我是省委秘书长。4月22日，我就到他那里汇报省委领导集体的具体情况、办公厅各处分工等等。他虚心地说：“我刚到省里，情况还不熟悉，希望你们多提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同志到省里工作以后，着力谋大局、抓大事。他任省委副书记时，主要分管农业农村等工作。1998年，他提出“山海协作、联动发展”规划，就是让那些先富起来的地区，比如厦门、泉州、福州来带动贫困地区的发展。当时，他作为省委副书记，亲自挂帅，组织了省里55个部门，调研了8个月，提出具体的协作发展方案。1998年10月31日，省委召开六届九次全会，作出《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的决定》和《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的决定》，在他的具体领导下，加快了山海协作步伐，提高了福建省的综合实力。同时，扶贫工作也全面推开，精准进行，成效显著。

　　习近平同志对省外扶贫工作也非常重视。从1996年到2002年，他在任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亲自抓对宁夏的对口帮扶工作。在6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参加了5次闽宁合作联席会议，其中两次带队到宁夏，作了三次讲话。他说，福建对口帮扶宁夏，是贯彻中央“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我们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和落实。他亲率代表团深入宁夏南部山区考察，强调对口扶贫协作要以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重点。

　　他对援藏工作也非常重视，曾经亲赴西藏林芝地区送援藏干部入藏，对援藏的各项工作作出重要的具体指示。

　　习近平同志大力推进“生态福建”建设，治理水土流失，这一举措也非常超前。龙岩市的长汀县，当时是全国水土流失问题最严重、累积时间最久的地区之一。在民国时期，这里就设置有“治理水土办”。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也设立了专门的水土治理机构。但由于长期水土流失，漫山遍野都是白花花的风化沙土，不仅见不到树林，连草都难长。由于流沙堆积，山下的河床比旁边的稻田高出许多。

　　习近平同志到省里工作后，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高度重视，他多次到长汀调研，并在规划上、政策上、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种草种树要花很多钱，在当时省财政很困难的情况下，他每年给长汀拨款1000万元用于水土保持工作。他自己出钱买了树苗，还捐种了一棵香樟树，那棵树长势很好。2001年10月，他再次到长汀县调研水土流失治理工作时，还亲自为他捐种的那棵香樟树培土浇水。

　　早在2000年，习近平同志就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强调“任何形式的开发利用都要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进行，使八闽大地更加山清水秀，使经济社会在资源的永续利用中良性发展”。2001年，福建成立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习近平同志任组长，开始了福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生态保护调查。2002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目标，着手编制《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也正是在2002年，福建成为全国首批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份。2004年底，经国家环保总局批准，《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出台。在当时不少人连生态是什么都不清楚，甚至有人认为搞生态建设会影响经济建设的情况下，习近平同志力主生态省建设，并制定宏大的战略规划，这充分说明了他的远见卓识。

　　福建是林业大省，习近平同志敏锐地意识到，要保护森林，必须抓林权改革。他很早就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给予特别关注。2002年6月，他到武平县调研后，作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的历史性决定。如今，林权制度改革已被誉为“我国农村第三次土地革命”，超过7亿亩的山林承包到户，为5亿农民带来了福祉。

　　治理餐桌污染也是他在省里工作时的一个突出亮点。化肥农药残留和食品卫生安全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但是因为这跟一时的产值、GDP没有太大关系，被一些领导干部忽视，因而广受老百姓诟病。习近平同志长期关注基层，对群众的呼声十分了解。他亲自抓餐桌污染问题，亲自挂帅，还派两个副省长具体抓，并要求所有相关单位各负其责。从源头上，要保证种出来的菜不能有毒，养出来的禽畜不能注水；从流通环节上，施行标准检查，食品安全监督部门要在各个环节治理好各种添加剂超标问题。正是因为习近平同志听了老百姓的声音，重视群众的诉求，所以食品安全工作，他在全国抓得是最早的。

　　习近平同志抓“数字福建”建设，在全国也是很领先的。世纪之交，电脑尚未普及，人们对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不甚了解，反而有很多争议。2000年，福建处于工业化初期，要全面开展信息化建设，困难重重。习近平同志深入调研，虚心征求专家学者意见，成立领导小组，亲自任组长，组织编制和审定“数字福建”建设方案，审定项目建设方案，支持福建省政务信息网的开通，从顶层设计的高度，组织建立了“数字福建”的总体框架，为“数字福建”定好调、布好局、开好头。今天，“数字福建”已取得了可喜成绩。

　　习近平同志在当省委副书记和省长期间，很多事情都要亲自抓，我上面提到的这几件，是他抓得比较大的、具有战略性的重点工作。其实，只要是有利于福建发展，有利于民生的事项，他都认真抓，如保证粮食安全、治理闽江污染、菜篮子工程等，他都十分关注，一抓到底。

　　采访组：经过与习近平同志这么多年的合作与共事，您认为他在领导方法上有哪些特点？

　　黄瑞霖：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在福建工作。他随着工作调动在不同的地方工作，从福建到浙江，到上海，再到中央，但我一直都很关注他在各个地方从事领导工作的具体举措。

　　我觉得，习近平同志领导方法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视野开阔，思路超前，具备深厚的理论积累和实践积累。这使得他既能高屋建瓴，具有前瞻性，又能脚踏实地，注重实效性。他在开会讲话和平时分析问题时，很喜欢借鉴一些历史上的典故、成语和格言来辅助说明问题。他的讲话很有文采，既接地气又很有深意，大家很爱听，也很容易接受。

　　他对历史和现实都很了解，看问题非常深刻、开放，知识面很广，无论是与知识分子交流，还是与农民交流，都非常顺畅。他是从基层成长起来的，了解基层是怎么工作的，也了解上层是怎么运作的。他不是象牙塔里成长起来的干部，也不是一直在基层工作的“土干部”，所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际，他都吃得很透，做得很实。他是一个脚踏实地、胸怀全局的好领导。

　　第二点，习近平同志注重调查研究。无论是在厦门任副市长，在宁德、福州任书记，还是到省里担任领导，这个工作特点他都是一以贯之的。比如，他在省里提出“山海协作，联动发展”，举全省之力，加快山区脱贫。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带队整整调查了8个月，在充分了解各个地区的现状之后，提出非常有针对性的举措。

　　他做任何工作，都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曾说：“做事的第一步就是‘谋’。”他向来都是把谋划放在第一位，在谋划的基础上真抓实干，从不盲目地“大干快上”，更不会糊里糊涂地干。

　　在作出一项举措之前，他会找干部谈，找专家谈，找老同志谈，充分论证，听取各方面意见，并经常跑下去，开座谈会调研，倾听“八面来风”。

　　第三点，习近平同志向来主张抓试点、推全面，处事沉着稳重。通过抓试点，发现问题，提出改进方法，再来全面推行。比如“生态福建”建设，他首先就以治理长汀水土流失为试点，并且在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调查研究的作用。他和当地干部座谈，和农民座谈，了解情况细致入微，甚至种草种树需要多少钱这种具体问题他也要切实掌握，做到心中有数。正是坚持抓试点、推全面的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做工作一直都非常稳健，做一件，成一件。在福建工作的17年里，他做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工作。

　　第四点，习近平同志为人低调，明确站位，从不越位。他沉下心工作，从不包装和宣扬自己。多次有记者想写他，电视台想宣传他，他大都谢绝了。当副市长时，他非常尊重书记、市长；当省长时，他非常尊重省委书记。凡事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一切服从党委安排。他任省委副书记时，非常关心办公厅的同志，他常和我们谈心，平心静气地和我们商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他很有亲和力，大家都喜欢和他一道工作。他待人以诚，团结同志，在哪里担任一把手，哪里的班子都非常团结。

　　采访组：您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变化有什么感想？

　　黄瑞霖：召开党的十八大的时候，我们省里的同志都对习近平同志充满希望，知道他一定能够当好这个家。不过，党的十八大以来，他所展现出来的魄力、担当、强有力的领导，仍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他主政这几年来，发挥了巨大的能量，让我们国家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们国家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特定的困难和历史局限性，也都会不可避免地积聚一些问题。比如，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贫富差距扩大、道德滑坡、党内腐败等问题，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

　　习近平总书记力挽狂澜，在他的指挥下，一项一项卓有成效的举措开始施行，有力地捍卫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也捍卫了全国人民改革开放的成果。他抓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的作风建设、零容忍反对腐败、军队改革、精准扶贫、“一带一路”……每一件事情都需要巨大的魄力、卓绝的智慧和高超的掌控能力。

　　我相信，我们的党和国家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继续乘风破浪，奋勇前进，早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稳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