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金能筹，1941年10月生，福建闽侯人。1983年2月任福州市委常委兼市委秘书长。1984年3月任福州市委副书记，其间先后兼任市委秘书长、市纪委书记、市政协主席。1993年2月任福州市市长。1995年5月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兼省委统战部部长。2010年5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8日初访，7月10日再访，2020年1月7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金能筹家中，福州市芳沁园，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金能筹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你们在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请您谈谈对他的印象。 

　　金能筹：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和宁德任职的时候，我和他在省里一些会议上经常能够碰到，从那时我们就认识了。当时，我和他没有多少交流，但对他的印象很好。他1990年来福州任市委书记，我当时是市委副书记兼市政协主席。他在福州市工作后期就任省委副书记，我调任省政协副主席兼任省委统战部部长，统战工作是他分管工作之一。所以，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长达12年多的时间。

　　说起来，习近平同志既是我的老领导，也曾经是我的老邻居。他到福州工作以后，住在福州市鼓楼区一个普通小区里，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水泥地、白墙壁，非常简陋，我就住在他的楼上。他当省委副书记以后，还在这里住了一小段时间。所以，我们既是一起战斗的同志，也是和睦相处的邻居。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对他的印象越来越深刻。

　　第一点，习近平同志那时很年轻，高大帅气，有阳刚之气，同时也有中国人儒雅的风范。

　　第二点，习近平同志的穿戴一直比较朴素。我记得，他经常穿部队的衣服和裤子。他对吃喝一点也不讲究，从来都是能简单就尽量简单。在出行和组织各项活动时，他也是厉行节约，注重实效，从不讲排场。

　　第三点，习近平同志谦和低调，没有一点官架子，他不仅为人随和，平易近人，而且富有人格魅力，威信高，凝聚力强，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在福建工作的十几年时间里，他和同志们感情都很好，工作上很有耐心，从来没有对我们发过脾气、拍过桌子。即使我们有时候工作没做好，他也是循循善诱，督促大家进步。他讲的话，大家都很容易接受。

　　第四点，习近平同志思路很敏捷，知识面很广，博古通今，文化素养很高，同时又有很强的敏锐性和洞察力，考虑问题很深远。这与他长期博览群书有很大关系，也与他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长期的工作实践分不开。

　　第五点，习近平同志虽然年轻，但工作上非常干练、非常有魄力，很多重大问题他都在抓，各种方案的制定他都非常认真，亲力亲为。同时，他也很懂得运筹和谋划。他做工作，不只是完成眼前的事，而是会像下围棋那样进行全局的统筹考虑，也会像下象棋那样考虑后面几步的效果。

　　总的来说，习近平同志确实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班长和领路人。他当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不仅卓有成效地领导了福州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也在加大扶贫力度、重视舆论宣传、关心干部、关心老同志、贴近群众、关注弱势群体、支持部队工作等各个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很多工作。在他领导下工作，我们不仅心情愉快，而且学到了很多东西。很多同志都表示，与习近平同志一起的那几年，是自己提高最快、做事情最多的时期。现在，我经常回想起那段岁月，他的一言一行都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采访组：您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长达12年多的时间，一定有很多难忘的事情，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 

　　金能筹：我们在一起工作，难忘的事情太多了。这段时间我梳理了一下，作了一些回忆，就说23件吧。

　　第一件事。习近平同志来福州任职的时候，我原定有一个出国考察访问的工作行程，机票都买好了，但为了支持新书记的工作，我就取消了出访。那个时候，发达国家很多先进的管理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难得有一次出国考察访问、长见识开眼界的机会。习近平同志了解到我取消出访的情况以后，一直记在心里面。后来，有一个去澳大利亚考察访问的机会，他就马上跟相关同志联系，为我争取。虽然那次因为工作原因我还是没有去成，但这个事情反映出他对部下十分关心，也反映出他待人真心。

　　第二件事。1990年，习近平同志刚上任的时候，我当时负责市委的日常工作。他主动找我谈心，态度非常亲切，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能筹同志，你跟我在一起工作，不用对我设防。”我听了这句话，就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后来我越来越了解他，发现他这个人非常坦诚，为人诚恳，也很善于团结干部。我有什么问题就向他汇报；他有什么指示，也会开门见山地告诉我。我们之间无论工作的接触还是思想的沟通，一直都非常密切，这也促使我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第三件事。1990年9月，习近平同志带领市五套班子部分领导和市委办公厅几位同志到福清调研龙田军用机场转民用问题，中午在那里吃饭，准备饭后返回市里。吃饭时，他对我说：“我来福州，就剩下平潭县没有去过，我想去一下。”我马上说：“我陪您一起去。”于是，我们赴平潭调研。没想到，从平潭回福州时，调研组的一辆中巴车在乌龙江北岸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车上的人大部分都受了伤。当时，我和习近平同志乘另一辆车。面对突发情况，他马上安排处置，把所有伤员都送到了福州市第二医院抢救。其中，市委一位副秘书长伤势非常严重，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习近平同志还亲自从省里协调专家来会诊和抢救。经过专家诊治，这位同志的伤情得到缓解，脱离了生命危险。那一个月，每天晚上我都陪着他到医院去看望伤员。受伤的同志和家属都很感动，医生也反映，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关心同志的领导。一般的领导，去看看表示一下就好了，哪里有天天往医院里跑的？前两年，我去这家医院，遇到了当年参与救治的主任医师。这位医师回忆说：“当年市委发生大车祸，习书记亲临指挥抢救，殷切关怀伤员，天天都到医院看望，他真是关心干部啊！那些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第四件事。习近平同志刚来福州时，市里还没有准备好他的住房，就暂时先让他住在老干部宿舍里。他毫无怨言，很快就和老干部们熟悉了，并且相处得很愉快。后来有了新宿舍，安排他搬过去，我看他一个人过去住显得有点孤单，就也搬了过去，当时我们经常一起上下班。新宿舍的条件很简陋，水泥地面，没有任何装修。市里提出要给他的宿舍铺上瓷砖，他认为这是浪费公家的钱，没必要，一直不同意。于是我说：“我向习书记学习，也不铺瓷砖。”就这样，我们一直都没有铺瓷砖，保持着“原生态”的水泥地面。

　　第五件事。习近平同志非常节约，他穿衣吃饭都很朴素、简单，即使是他应有的待遇，也是能省则省。他刚到福州任职时，市委给他配了一部比较旧的国产车。之后不久，市里采购了一部新车，要分配给他坐，他拒绝了，还是用原来那部旧的国产车。再后来，印尼华侨领袖林绍良先生赠送给福州市两部高级进口车，并明确地说：“一部给习书记，一部给金市长。”当时，机关干部向他汇报，他没同意。办公厅后来还是把手续办了，并把车开过来，让他坐。他说：“我不换车，坐原来的车就好。”机关的同志说：“手续已经办好了，这车可比国产车舒服多了，您还是坐吧！”他仍然没有同意，还是坚持坐原来的车。我向他学习，自然也不坐新车。最后，习近平同志把这两部新车分配到了马尾开发区，作为外商接待用车。他说，马尾那边外商来得多，他们工作上用得着。

　　第六件事。我们是楼上楼下的邻居，我在他的楼上住，所以一起上下班的时间比较多。那个时候，每周只有周日可以休息，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我周日上午都会去办公室梳理本周的工作，准备下一周的工作。每当遇到需要向他汇报的情况，我就会给他打电话。我说：“书记，您有没有空？我到您家里请示一些工作。”每次他都说：“能筹，你来吧！”而且每次我汇报完，他都会有明确的指示和要求。这样，我干起工作心中就更有谱了。习近平同志每次出差或者出访期间，我都会把他不在福州期间的工作情况整理成材料，等他回来以后一一向他汇报。不但有书面汇报，还有口头汇报。他也一直关心我、支持我、培养我。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好思想、好品德、好作风，在他领导下工作，心情非常舒畅，共事非常愉快，感情非常融洽。

　　第七件事。我和习近平同志有时同乘一部车上班。有一天，车刚开出小区，在一个拐弯的地方，遇到一位骑自行车的老人家，车后面驮着一捆柴火。当时车并没有碰到他，但是老人家因为驮了重物，操控不灵活，突然见到汽车，躲闪不及，摔在了地上。当时，车上除了司机以外，还有一位工作人员，但他们只是坐在车上看着，并没有下去扶人的意思。习近平同志马上让他们下去扶人、扶车。后来，他还跟他们两个说：“虽然没有撞到老人家，但也应该扶人家一把。我们总是讲群众观点，平时也要做到才是。”当时我很感动。我想，他是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出来的，他长期与群众打交道，说他“关心群众，心系群众”，确实是名副其实。

　　第八件事。我当全国人大代表时，每年全国两会，各地闽籍代表都会跟我交流，并且向我提出一些关于福州市政建设、管理和交通等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就在北京专门把这些意见和建议收集整理好，回来向习近平同志汇报。每次，他都十分重视，马上召开会议讨论研究，要求认真办理，并要求将办理结果向各位代表反馈。每一条意见和建议落实以后，代表们都很高兴，他们写信、打电话，表达喜悦的心情，称赞习近平同志真正做到了“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应”。

　　第九件事。在福州工作期间，我常常陪同习近平同志接待客人和外商。接待完后，对客人和外商提出的一些事情，他会把相关同志留下来，交代大家处理。每一次，只要是交代我处理和协调的事情，我都会召集有关部门进行协商，再用书面或口头形式逐一向他汇报结果。每一次，他都会及时给予指导。这样，我们党政一把手，经常沟通交流，彼此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

　　第十件事。有一次群众向习近平同志反映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他让我来调查这件事，并且要尽快办好，让群众满意。我克服了一些困难，很快把事情办好了，向他作了汇报。他很满意，在一次五套班子领导会议上说：“能筹同志按照‘马上就办’的精神，不声不响地就把我交办的事情办好了。”我想，习近平同志是借此机会，向全市党政机关倡导“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

　　第十一件事。1993年初，福州市煤气公司在生产当中遇到一些问题，储气罐存在漏气漏压安全隐患，影响正常供气。因为煤气关系到千家万户生火做饭，是重要的民生工作。习近平同志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迅速作出批示，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按照他的要求，我跟有关部门反复协调。过了两天，正好是我当选市长那天，我连夜到煤气公司落实习近平同志批示，之后就回来向他报告：“事情全部解决了，煤气公司生产恢复正常。”他听后十分满意。我想，这算是“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一个具体实例。那一年，在他的关心指导下，福州市引进新加坡企业，在长乐合资建设生产供应液化石油8万吨设施基地，彻底解决了煤气公司的后顾之忧。

　　第十二件事。注意邻里关系。我与习近平同志住楼上楼下，他们夫妇二人与我和我家人都很熟悉。当时，他们的女儿刚出生不久，新生儿难免有些啼哭吵闹，他们生怕打扰到我和其他邻居。彭丽媛老师一见到我就很客气地说：“很不好意思，我们的孩子小，经常吵闹，影响你们休息了。”我说：“没有关系，不影响。那么小的孩子，哭一哭很正常。”这么小的事情，她讲了多次，每次都很客气地向我或我家人表达歉意。2010年，习近平同志和彭丽媛老师一起到福州视察，她又提起当年孩子吵闹影响我的事。我就说：“彭老师，真的没有影响到我。”彭老师说：“怎么会没影响呢，肯定吵到你了。”其实，说实在话，他们的小孩哭闹，确实没有影响到我。我们大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是一个陌生人碰了自己一下，或者吵到自己了，我们可能会很敏感，但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即使影响到了自己，也不会放在心上。我虽然有时听到他们的孩子吵闹，但我完全没有觉得自己被打扰，更何况彭老师的态度一直这么客气。

　　第十三件事。1994年春节，我和习近平同志一起从宿舍出发去参加春节团拜会。下楼的时候，他问我：“福州有什么民俗？我需要注意些什么？”我说：“有个民俗，就是出门碰到的第一个小孩要给压岁钱。”他问：“给多少？”我说：“这个不一定，给一点就可以了。”我们刚从楼里出来，刚好见到了门卫叶世禹5岁的儿子叶福在门口玩，习近平同志马上把叶福叫过来，掏出100块钱给了他。1994年的100块对于一个小孩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叶福一看有这么多钱，就高兴得跳了起来。另外，叶世禹的住房条件非常紧张，他和爱人、父母、小孩一家五口人住在七八平方米的房子里。习近平同志知道后，帮他协调解决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公租房。现在，多少年过去了，叶世禹偶尔见到我，还念念不忘地提到习近平同志。他说：“那一年春节，习书记还给过我儿子100块压岁钱，后来还帮我解决了公租房，他真是很有人情味的领导啊。”

　　采访组：您刚才讲的这些事情，虽然不是工作上的大事，却能够真切反映出习近平同志的作风和品德，我们听了也觉得心里很温暖。这样的故事，我们很爱听。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金能筹：好，我接着说。

　　第十四件事。习近平同志不仅要求干部廉洁，也严于律己，十分清廉。每次出访，或是有客人来访，外国官员或华侨出于尊重和礼节赠送礼物，习近平同志都全部退还或上交。澳门有一位很有名望的闽籍乡亲，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他回福州投资期间，曾经把一个小礼品送给彭丽媛老师，彭丽媛老师当场婉言谢绝，这种做法体现了良好的家风。

　　第十五件事。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机关里存在着炒股现象。当时，这是违反规定的。他很重视这个问题，并针对这种现象明确规定“机关工作人员不能炒股”。他不仅提要求，而且严格督促，在当时保护了一批干部。

　　第十六件事。习近平同志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每周都会安排一定的时间找干部谈心，有一般干部，也有县处级干部。干部想找他，如果时间安排不开，他就让秘书记下来，根据时间来进行安排，一周有时谈几个、十几个，有时谈二十几个。这种做法，对日常工作和干部成长都非常有好处，既能倾听他们的心声，也能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习近平同志的谈心很有艺术，也很有耐心，他在给干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经常鼓励干部，谈话效果非常好。我就曾经见到，有的干部愁容满面地来找习近平同志，等谈完话出来的时候，变得神采飞扬了。

　　第十七件事。习近平同志十分尊重老同志，十分关心“五老”和“老少边贫”地区人民，真正做到尊老敬贤。他到任福州第三天，就登门看望20多位市一级离退休老领导和老红军。之后，他创立了市级老同志座谈会制度。除了逢年过节走访慰问、老同志生病住院亲临慰问外，每个季度还安排一次座谈会，邀请市级老同志座谈，向他们通报情况，分析形势，听取他们对福州市工作的意见建议，老同志有什么问题，他都及时处理。有一次他在闽侯调研时，接到市委原常委、组织部部长邓协和同志去世的报告，他立即赶回福州，直奔医院病房，向邓老遗体致哀。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蔡良承同志去世时，习近平同志从北京出差回来，刚下飞机就直接赶到医院吊唁。对统一战线各界知名人士，他也是关爱有加，经常与他们谈心联络交朋友。平时哪位生病住院或遇到问题，习近平同志知道后就一定会去看望，有困难就想方设法帮助。逢年过节，更是一个不漏地登门慰问。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农工党主委、省立医院院长李温仁同志逝世当天，恰逢习近平同志带领我们赴深圳召开香港地区省政协委员、省海联会理事座谈会。出发前，他一大早先去吊唁李温仁同志，对家属提出的相关要求，当即指示组织部认真研究并报送研究结果，之后才赶往机场。对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老劳模，习近平同志也始终放在心上。他是1990年4月下旬到福州任职的，时间不长就带领市委市政府领导，专程前往池伯鼎、赖爱光、王大俊、郑依姆、马春英等老劳模家里或工作岗位看望慰问、嘘寒问暖，拉家常、谈工作。

　　在革命战争年代，福州人民为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同志始终把“五老”和老区人民放在心上，经常在逢年过节、下乡现场办公或调研时看望慰问他们，关心他们的生产生活问题。1992年春节前夕，习近平同志来到闽东老区连江县透堡乡，与12位战争年代的老地下党员、老交通员、老接头户、老苏区干部、老游击队员亲切座谈。他深情地说：“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老区人民，不能忘记他们为解放全中国所立下的功勋。”当他了解到当地群众吃水难、看病难、缺开发性生产资金时，当即表态由市、县给予倾斜支持。

　　习近平同志经常强调，各级领导下基层搞调研，不能为调研而调研，不能走马观花，要务实，要敏锐地发现问题，及时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形成领导的决策。搞调研特别要到落后地区，到“老少边贫”地区去，了解那里群众的呼声和疾苦，为他们排忧解难，把党的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他说，“只有真正‘沉’下去，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才能听真话、观实情、办实事。”1993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永泰、闽清、罗源现场办公、接访、调研时，就专程前往这三个县十几个“老少边贫”乡村，到老游击队员、畲族同胞、贫困户家中做客，促膝谈心。在“革命基点村”闽清县金沙镇上演村，他看望78岁的老游击队员谢元平时，关切地询问老人的身体和生活状况，征求老人的意见。1993年8月3日，习近平同志在连江县一中接访时，长龙乡下洋坪自然村的几位畲族妇女反映，该村饮用水含有大量有害物质，一些村民患了肝病，要求帮助解决生活用水问题。习近平同志详细了解了有关情况，当即与有关负责人商议决定，由市水电局、县乡财政拨款并发动村民集资新建一座小型水厂，让这个少数民族聚居地、老区基点村的群众喝上无污染的水。他强调，各级各部门尤其是先富起来的地区，要满腔热情地关心、支持、帮助“老少边贫”地区发展；“老少边贫”地区要发扬革命优良传统，立足自力更生，发挥自身优势，大力发展经济，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第十八件事。关于宏观调控。上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一些地方出现了经济过热现象。习近平同志对经济工作十分熟悉，思路非常敏捷。他领导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有效的措施，包括加强对金融机构资金运用的管理和监督，严格调控金融信贷和各类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强金融机构经营机制转换工作，建立和完善金融组织、市场、调控和管理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增强宏观调控能力；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多方招商引资；加快工业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持续抓农业升温，推进城镇建设；繁荣城乡市场，稳定物价水平等等。通过这些得力措施，保持了福州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那时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排队挤提存款的现象，但福州没有，这真是非常不容易啊！

　　第十九件事。马来西亚诗巫事件。福州是著名的侨乡，根据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统计数据，当时福州有75万华侨华人，分布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联谊乡亲、招商引资、促进两岸统一是市委市政府的重要工作。1992年9月4日，我率领福州市代表团赴马来西亚诗巫，参加第二届世界福州十邑同乡大会。代表团近百人，福州各县、区都派人参加了。但是在那个处处乡音、充满乡情的场合却出现了不和谐的杂音。当时，有些诗巫华侨华人跟台湾当局走得比较近，所以主办方就有意贬低福州市代表团，不仅体现在接待上比较冷淡，比如我们去的时候没有人接，也没有派专门的车来接；而且在接风宴会上竟然唱起了《中华民国颂》！这件事涉及到原则立场，我当场提出抗议，随即率领代表团退场，并对大会主办方歧视福州市代表团提出抗议。接着，我们连夜召开全体代表会议研究对策。会后，为防止电话被窃听，我马上派人赶到邻市“猫城”古晋，给习近平同志打电话汇报情况。他接到电话非常重视，连夜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专门研究这件事，会后马上发来电报指示，就四个字“据理力争”。有了这把尚方宝剑，我第二天跟主办方交涉，再次提出抗议，重申立场，并在大会上态度强硬地发表讲话，重申此行目的就是联谊乡情、广交朋友、加强合作、共同发展，并表示无法容忍他人将政治态度强加给参加会议的所有乡亲。经过交涉，主办方作了解释说明并承认错误。为顾全大局，我们表示理解，并要求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把乡亲大会开成团结和谐的大会。之后，代表团按计划参加了大会后续活动。

　　第二十件事。在诗巫召开的第二届世界福州十邑同乡大会上，有一项议程是讨论下一次大会的举办地。当时，香港福州十邑同乡会想争取这个机会，但本身规模和实力有限，我给习近平同志打电话汇报了这件事，他了解情况后果断指示我“把大会接回来，就由香港主办，福州来承办，请大家到福州来”。有了这个指示，我信心大增。经过同乡会讨论，第三届世界福州十邑同乡大会以香港主办、福州承办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市里研究这个大会的筹备工作时，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要通过这次大会宣传福州，扩大影响，争取更多海外乡亲回乡投资兴业，促进福州外向型经济发展。他亲自担任大会顾问，主编了《世界福州十邑乡人创业史》一书，并为该书作序。1994年10月29日，规模空前的第三届世界福州十邑同乡大会在福州隆重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福州乡亲、各社团负责人、代表共3000多人参加大会。习近平同志为大会题词“十邑一家、情系福州”，并在大会上致辞。大会期间，习近平同志还会见了参会的各个代表团负责人，并到代表们下榻的宾馆、酒店看望乡亲。大会结束后，他还组织福州各县区各自把乡亲们接回祖籍地，亲身感受家乡的发展变化。

　　第二十一件事。处理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我记得1993年前后，为了减少出租车因故障引发的交通拥堵现象，提升福州城市形象，市里决定更新一批小型、破旧的运营出租车。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出租车司机对这个决定不满，在少数人煽动胁迫下，国庆期间发生了出租车罢运事件。习近平同志对这件事十分重视，连夜召集有关部门和城区领导开会研究处理，提出要组织力量深入了解情况，多方疏导，只要出租车没有恢复运营，我们就每天晚上开会，分析情况，研究对策。他还要求市交通系统所属的“蓝顶车队”出租车带头上路，缓解交通压力，公安和运政部门要派出干部，上街保护恢复出车的出租车安全运营。习近平同志接连开了两三个晚上的会，听取动态汇报，研究对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这一事件在短时间内迅速得到妥善解决。

　　第二十二件事。习近平同志作风非常民主，任何提交常委会研究的事情，他每次都是广泛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最后才做决定。比如干部任免的事情，他会完全按照当时规定的程序办，按照当时干部管理权限办。习近平同志十分爱护和关心干部，即使有的干部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也不轻易下结论，更不轻易换人，而是以批评教育为主，让干部认识到错误，并下决心改正，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党的干部政策。他还善于正确对待和处理班子内部出现的不团结现象，经常强调要多做化解矛盾的工作，既让干部意识到不足，也爱护和保护干部，维护了班子的团结，干部肯干敢干的积极性就这样被调动起来了。

　　第二十三件事。这件事发生在2006年3月，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我作为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到浙江去考察学习，当时他正好在北京开会，我怕打扰他，没给他打电话，但他后来还是知道了。他嘱咐浙江的同志说：“你们一定要认真做好接待工作。我在福州市工作时，和金副主席搭班子，他有很多好经验。”后来，浙江的同志转述了这句话，我听了非常激动。在福州的时候，应该说一直是他对我帮助很大，是我学习的楷模，而我做得还很不够。如今，老书记没有忘记我们这些下属，对我们的关心不减当年。

　　采访组：您讲的这二十三件事，形象再现了习近平同志当年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请您再讲讲他是如何关心群众生活的。 

　　金能筹：习近平同志始终非常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把解决群众困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福州市和省里工作这些年来，据我了解，他在民生方面做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件。

　　一是公开接访制度化。为了改变机关对群众上访应接不暇、久拖不决、积压过多问题，习近平同志在1991年倡导开展了市、县、区联合接访活动。在他带领下，市领导和各职能部门到基层“下访”，了解群众疾苦，为群众排忧解难。以前群众上访，干部很敏感，存在畏难情绪，许多问题能回避就回避，能拖延就拖延。而公开接访，就以主动姿态替群众解决了很多问题，从而也就从根本上维护了社会稳定。1992年4月12日，市区两级领导和相关部门300多人，分别在五区设点联合接访。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牵着两个先天性双目失明的儿子，到设在茶园山中心小学的郊区接访点上访。习近平同志亲切接待了他们，给他们让座上茶，倾听老太太诉说。她是鼓山乡远中村村民，一家三口全靠她耕作一亩多地维持生活。如今，老太太无力耕田，再也无法抚养两个盲儿。习近平同志和蔼地说，您的困难我们知道了，您放心回去，政府会替您分忧。送走老太太，他立即与民政局和区、乡负责人商讨解决办法，决定由市福利院接收两个盲儿，区、乡、村三级分别负担三分之一的生活费。1994年6月18日又一个市、区联合接访日，习近平同志在仓山第二中心小学接待仓山区群众。病退职工林孔香向习近平同志反映，他们一家四口三人残疾，全靠他一个人微薄的退休金维持生活，还要供养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家境困难。习近平同志当即与区领导商议，由区政府出面调剂一间店面，由林孔香承租经营，并由民政部门补助1000元救济款。他说：“对这样有特殊困难的人，各级政府都要特别关心，多为他们‘雪中送炭’。”下渡街道下藤居委会群众反映，他们那里垃圾粪便没有倒放点，影响环境卫生。习近平同志当场责成有关部门立即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他说：“衣食住行是群众生活的头等大事。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各级领导都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把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坎上，发扬‘马上就办’的作风，扎扎实实为民办实事。”

　　二是重视“菜篮子”工程。福州人有一个特点，“三天不见绿，两眼冒金星”。就是可以几天不吃肉，但不能一天不吃绿叶菜。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习近平同志刚来福州的时候，这里的蔬菜生产集约化、规模化程度都比较低，技术水平不高，产量一般，保障能力脆弱，供应水平始终在低位徘徊，大量蔬菜依靠外地运输进来，老百姓的“菜篮子”就成了当时的难点热点问题。习近平同志在每一年度的工作部署中，都把“菜篮子”工程放在首位。第一年，他就提出“菜篮子”工程要“保面积、扩基地、重投入、多产出、拓流通”的工作思路，还组织多渠道搞好商品流通，做到各类商品的花色品种丰富多样。他主导建立了郊区泉头农场、鼓山和琅岐等一批稳固的副食品综合基地，新建改建了双坂副食品批发市场、象园副食品综合商场以及当时全省最大的亚峰蔬菜批发市场，形成了国有商业企业为主导的批发市场体系。他还多次前往视察指导，仅泉头农场就先后视察了3次。他要求加强生产基地管理，严控征用菜地，并调整蔬菜生产布局，新开发菜地和改造老菜地1000公顷，在闽侯大湖乡等地种植高山反季节蔬菜，确保了市场繁荣。在他扎实的工作思路指导下，经过一两年努力，福州市“菜篮子”工程建设取得显著效果，市场供应充足，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保持基本平衡。全市除生猪自给率70%外，其他实现自给或自给有余，农副市场兴旺发达，市民们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上各种各样物美价廉的放心菜。

　　三是重视群众的住房改善工作。过去，福州被称为“纸糊的福州城”，市中心很多老百姓住在简陋的木头房子里，墙壁用报纸糊了一层又一层，居所面积之狭窄、质量之低下、卫生环境之恶劣、防火防盗条件之差，都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为了改善群众居住条件，1994年，习近平同志组织实施了两个工程：一个是“广厦工程”，主要改善行政单位职工和干部的住房条件；另一个是“安居工程”，主要改善城市户口人均4平方米以下人群的居住条件。习近平同志大力扶持住宅开发公司，采取多层次、多渠道、多办法推动这两个工程，发挥了住房解困的最佳效应。短短一年多时间，新建解困住宅49万平方米，为1.4万多住房特困户解决了住房困难，市区人均居住面积从“七五”期末的7.53平方米提高到9.3平方米，住宅成套率由40.58%上升到63.9%。与此同时，农村山区的“造福工程”也开展起来，并在扶贫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的贫困山区“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群众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习近平同志推动实施“造福工程”，通过各方协调，帮助他们迁到山外交通发达的城镇周边，使他们有更好的居住条件，同时也能解决就业问题。

　　四是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改革开放前，福州市因为地处对台工作前沿，国家投入相对比较少，基础设施建设比较滞后，欠账很多。过去的福州几乎没有高层建筑，道路坑洼不平，水电供应落后，棚户区比比皆是，严重影响了群众生活，影响了投资环境，进而影响了经济建设。习近平同志到任后，狠抓市政建设，使福州进入一个大规模城市建设改造阶段。他在旧城改造建设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一片片棚户区拆迁，一栋栋大厦建设起来，由此也带动了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在他领导下，福州在农村能源、交通、通信、码头港口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要成就。他主政福州期间，城市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市容市貌和环境卫生状况不断改善，城市的绿化、灯光建设也加快了。福州市变大了、变宽了、变畅通了。

　　这里我要特别讲到，在旧城改造工作中，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这项工作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利益，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依靠群众搞好城市建设，要以“一切为了人民”作为城市建设的根本出发点。1993年8月5日，他在市和五区领导联合接访中接待了台江区延平村居民代表。他们反映，这个新村的居民回迁半年了，各种配套费也都缴纳了，但民用水电迟迟未能到位。习近平同志随即作了调查了解，要求台江区委区政府尽早解决问题，并要求全市五区都要举一反三，看看还有哪些地方存在这种“半拉子”工程，迅速统筹解决。

　　五是重视抗灾救灾工作。原先福州基础设施落后，加上依山傍海的地理位置，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屡屡给福州的经济和民生带来严重损失。1990年习近平同志到任福州，当年就有9号、12号、18号等几个强台风接连正面袭击或影响福州，各县区普遍受灾，损失严重。8月20日，12号强台风正面袭击福州；时隔18天，9月8日，来势汹汹的18号强台风，裹挟着暴雨又正面扑向福州。当时一半城区停电停水，部分市区交通瘫痪，粮库倒塌；沿海地区大量稻田和水产养殖场被淹，部分海堤出现险情甚至决口。习近平同志带领市五套班子，组织全市干部群众奋起抗灾。台风过后，他迅即对恢复灾后生产、重建家园作了全面部署，带领我们深入救灾第一线指导工作，为群众排忧解难。当时习近平同志不顾自己感冒发烧，亲自深入重灾区连江县，到鳌江南堤决口地段看望慰问正在联手抢修海堤的当地干部群众和驻军指战员，深入灾区学校、田头、群众家中，关切地询问是否有粮吃、有衣穿、有煤烧、有学上，勉励大家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第二天，他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到偏僻山区罗源县白塔乡旺岩村笕下自然村。台风暴雨在当地造成大面积滑坡，并致发生人员伤亡事件。习近平同志在灾害现场详细了解遇难者善后处理和受灾群众生活情况，到临时安置点看望灾民，嘱咐村支书发动群众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他还要求县乡领导把有限的救灾资金、物资集中用于重灾区、重灾户。当天下午，习近平同志又驱车百里，来到闽侯县甘蔗镇青岐村叶洋自然村了解灾情，看望灾民。隔天，又深入到福清县三山乡泽朗海堤毁损地段察看灾情，指导救灾。三天行程，习近平同志绕福州城跑了一圈。每到一处，他都叮嘱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同志把抗灾救灾、恢复生产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来抓，深入第一线为群众送温暖、解忧难。

　　1992年7月上旬，受闽江流域大量降雨影响，福州各大江河水位急剧上涨，发生50年一遇的洪灾。当时正在福州视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都亲临指导。洪水来临前，习近平同志当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抗洪救灾，要求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干部，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6日晚再次召开电话会议后就带领我们赶赴汛情严重的闽侯荆溪、竹岐堤段，检查督促落实抗洪措施。他站在小腿深的洪水中听取乡村干部灾情汇报，实地察看河堤漏水险情，指导工作。当天深夜，高出解放大桥桥面一米的洪峰冲向仓山区中洲岛，岛上800多户2200多名居民危在旦夕。习近平同志闻讯亲临中洲岛，组织调动船只车辆和军地救援队伍、救援物资，转移群众。随后又到仓山区其他受灾地段及郊区了解灾情，现场指导。7日凌晨他回到中洲岛检查抢险措施落实情况。7日，习近平同志先后深入到江滨路和一些企业、水厂，并第三次来到中洲岛。他了解到因水流湍急，救援船只无法靠近，还有100多人尚未转移，立即协调请来舟桥部队。8日下午，习近平同志第四次来到中洲岛慰问灾民。在这场抗洪斗争中，他亲临第一线，不分昼夜、四处奔波、率先垂范，极大鼓舞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斗志，取得了抗洪救灾的胜利。

　　六是重视扶贫工作。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工作不久就郑重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要从这个意义上充分认识脱贫致富的极端重要性，把它作为利国利民的“德政”、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性措施来抓。脱贫致富工作要做到“决心不动摇，工作不放松，政策不改变，资金不减少”。要花更大精力，组织更多力量，实行政策、科技、投入、服务并举的方针，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立足开发开放，突出科教扶贫，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优势，发展商品经济，培植自我发展能力，加快经济综合开发步伐，不断增强发展后劲，使脱贫工作达到更高层次，从大范围、深层次上解决贫困问题。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始终把扶贫工作放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狠抓不放松，采取了领导干部挂钩扶贫点，有关部门、单位、发达地区与贫困县、乡、村结对子帮扶等一系列措施，并在深入调研基础上精心分类指导脱贫致富工作。罗源是个沿海山区县，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村级财力空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民间“标会”与滩涂纠纷多，是省定贫困县。他要求罗源县扶贫工作做到五个结合，就是：资源开发与科技开发相结合，增强农业综合开发后劲；改革与开放相结合，促进经济朝外向型方向转化；民富与村富、乡富相结合，全面发展农村经济；解决贫困户温饱与区域开发和增强“造血”功能相结合；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

　　平潭是福州市和福建省一个十分特殊的县，四面环海，靠近台湾。由于种种原因，过去自身的特殊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甚至成为制约发展的因素，经济落后，社情复杂，用习近平同志的话说，是“天时未能适其时，地利未能尽其利”。1991年10月，他组织开展平潭县工作调研，抽调20多位市直部门负责人和20多位市直与平潭县机关的同志，组成福州市平潭县联合调研组，并亲自担任组长，4位市级领导和平潭县委书记为副组长。调研组深入到13个乡镇67个村、36个县直部门和渔区，召开56场座谈会，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分析现状，共商发展大计。在广泛深入调研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平潭的发展要放在全省和全市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中统筹考虑，要从当地实际出发，把扶贫解困同发展基础建设结合起来，把省市支持与发挥自我优势潜力结合起来，把改革开放与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走开放、繁荣、富裕之路。他还领导市委市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平潭发展，不仅给政策、给资金，也“给人”，就是加强平潭干部队伍建设，激励干部到平潭工作，鼓励各类人才流向平潭，大力培养当地干部，提高素质。

　　永泰、闽清两个县地处山区，受经济基础、地理位置、开放条件等诸多因素制约，经济水平落后。习近平同志组织对两个县进行调研之后，对两县扶贫工作进行指导。他指出，永泰、闽清在福州市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战略构想中，处于“后卫”位置。但“后卫”不能甘于后进，应当有更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加快自我发展步伐。要解放思想，转换脑筋，尽快树立敢冒风险、欲取先予、借助外力、持久作战、自力更生等各种观念，开拓思路，从实际出发，选准加快当地经济发展的路子。永泰要抓好“山水田”开发，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农业，乡镇企业突出做好本地资源的深度加工，大力引进和培育人才，大力培育市场，增强干群商品经济意识。闽清要充分发挥侨台、库区、资源、交通等方面优势，做好24字文章，即“建库区，办旅游；抓基础，促开发；靠科技，兴五业；开山门，引外资”，加快发展步伐。

　　在习近平同志主政那几年里，福州的工作为什么能够取得那么大成绩？很重要的，就是他提出了“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要求，工作上有要求、有部署、有抓手、有落实，当然也就能够抓出成效。他刚来时，感到福州的工作节奏比不上其他沿海开放城市，机关单位体制僵化，干部中存在慵懒散漫、办事拖拉、效率低下的现象。从老百姓到投资者，办事情的手续非常繁琐。比如，一个地方从拆迁到建房，要盖近200个公章才能办完手续。鉴于这种情况，习近平同志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大力整顿机关作风。从此以后，福州市的各项工作有序、高效开展起来，为群众服务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强化，全市工作在那几年上了一个大台阶。